我就在你身边

2018-08-18 07:27

进口电子废物所带来的跨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严峻问题。由于处理进口电子废物的手段原始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生态环境及居民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同时,隐藏在电子废物贸易背后的还有民工劳动权益及保障问题、国际不公平贸易、企业责任等互相关连的环境和社会公义问题。基于此,绿色和平在国内积极开展电子废物项目,致力于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消减电子废物的跨境传播和污染。

16~18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地位的确立,贵族们对皇权统治提出了挑战,公民社会的话语再次被提起,这一次它明确指向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黑格尔在《法哲学》中指出,公民社会指国家权力之外的领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市场经济、志愿组织和独立的法律体系。这说明当时公民社会的话语主要是针对皇权在面对私人空间时的权力界线,它包含了经济自治、社会自治、法律自治、舆论自治等观念。这一阶段的公民社会组织也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道路是与分权、制衡理念直接相关的争取权力的自治性组织;另一条道路是承袭于基督慈善发展下来的世俗慈善,如哈佛大学等私立大学在17世纪开始形成。

早在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就在其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写下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阐述了美国社会公民自治的机理:

专业社会工作是香港社会安全与调节机制中与社会救助性保障相辅相成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对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多年来,证严法师在台湾兴建了6所医院,在没有便宜医疗的地区,200万人因此受惠。医疗救助作为慈济人道赈济的核心,不仅体现在台湾,而且在海外的救灾工作中也散播着慈济的大爱。

一为数字之始,至小却又至大,至小者,它仅仅是个一,至大者,它又无所不包。《说文》释一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这里,一作为“道”已经具有宇宙本体论的意味。它不仅是数字之始,而且是万物之始。因而一与万物的关系就是本原与派生的关系,所谓“一元”,其本义也就是万物原(元)于一。赋予一以“统一”万物的权力,实际上也就授予了自己 “一统”天下思想的权力,因为自己是“一”这个天下之“道”(真理)的发现者,道之在身,当然“一言以为天下法”。这样的“一言”也就成了支配天下万言的“一元”。由此可见,一元论者,大都具有“以同斥异”的专制主义倾向。

在无数的天灾人祸中,身穿蓝衣白裤的慈济志愿者在每次灾难发生时,都不远千里伸出援手,许多人称他们为“蓝衣天使”,他们带着大爱走过5大洲,足迹遍布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年来,5000多名慈济的医疗志愿者在28个地处偏远,条件艰苦的国家服务了70万人。慈济人共有的3大特质——奉献精神、团结合作和互相尊重使受到帮助的人民牢牢记住了他们。

在美国,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为社区、家庭及个人提供社会服务,在美国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3年6月5日,在北京西郊的玲珑园的绿色草地上,自然之友们开始了第一次恳谈,第一批会员诞生。1993年4月,梁从诫主笔草拟了章程。为稳妥起见,章程设定了较高的入会门槛。通过咨询民政部,得知社团登记必须找个挂靠单位做“婆婆”。几经周折,这个婆婆最终落到了中国文化书院。1994年3月31日,中国第一家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1967年的一天,证严法师与弟子到医院,看一位因患胃病而住院开刀的信徒,当法师从医院出来,看到地上有一滩血,但是没有看到病人,证严法师问“地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有人告诉法师说:“一位原住民女子难产,他们听说住院开刀要缴八千元的保证金及医疗费,因为缴不起,所以又把那妇人抬了回去。”法师听了这句话极为心疼,当时也无从进一步了解:究竟那位妇人是死是生?

从1994年第一只基金会成立,盖茨每天在堆砌财富,而与他相伴14载的梅琳达则在琢磨着怎样用掉这些钱。盖茨的母亲培养了他的品性,而梅琳达则将盖茨带进了一个慈善的世界。盖茨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如果没有梅琳达,很可能就没有基金会。巴菲特也认为,梅琳达让盖茨变成了一名更好的决策者。他说:“盖茨当然是绝顶聪明,但在把握全局方面,梅琳达更胜一筹。”当被问到如果没有梅琳达,他是否还会向盖茨金会会捐款时,巴菲特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答案是‘我无法确定’”。

太阳城有一组很有特色的、代表城市精神的雕塑,这组雕塑由四个人和一只小狗组成。他们分别代表了负责公共清洁的志愿者——太阳城的骄傲、警察志愿者、老年志愿者、儿童志愿者,而小狗作为美国人最喜爱的宠物代表着动物志愿者(很多动物也在从事志愿者的工作,它们从事一些帮助残疾人的心理辅导工作)。

第三,社会事业类。包括:教育,即从事各种教育活动的组织;卫生,即从事各种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组织;文化,即从事文学、艺术、娱乐、收藏、新闻、媒体、出版等方面的组织;体育,即从事各种体育运动、健身活动的组织;生态环境,即从事动植物保护、环境保护及环境治理的组织。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出现了一场“结社革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有组织的志愿活动风起云涌。人们开始日益关注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我”——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我”有不同的称谓: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志愿者组织(vo)、公民社会组织(cso)、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慈善组织等。

“完善居(村)民自治,支持居(村)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发挥驻区单位、社区民间组织、物业管理机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法师在1966年成立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使命是帮助穷人。当时的花莲地处偏远,而且天灾频传,在救助的过程中,她看到了贫穷的肇因是疾病,也看到了花莲人求医求不得的苦。不久,有三位天主教修女,来向法师传教,她们谈彼此的教主、教旨、教义。但是修女在临离去前,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天主的博爱是为全人类,我们在社会上建教堂、盖医院、办养老院,你们佛教有吗?

关心老人方面,社区率先开创了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的独特的社区老人福利体系,相继设立了老人会所、老年大学、老年文化艺术团、老人作坊、老人农庄……在社区森林体育公园兴建老人“颐康园”,在社区内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社区卫生与居家养老的服务体系,将老人的基本健康问题解决在社区,营建起“大病到医院,小病不出区”的良好卫生养老服务体系,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成”的人居理想。

丛飞的故事每个深圳人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他是深圳著名歌手,每场演出费高达万元,家里却一贫如洗;他有两个女儿,却是178名贫困孩子的“代理爸爸”;他在10年时间里,参加了400多场义演,捐赠钱物近300万元;他身患晚期胃癌,却连医药费都负担不起。

如今,一个被称为“全球公民社会”的非营利部门正在逐步形成。随着“我”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存在于政府之外的这个特殊部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美国的超级市场里有上千种含有基因加工成分genetically engineered (ge)的产品在架上。然而这些尚在实验中的、成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物性污染的转基因食品,极有可能使我们的健康遭受危害。发展基因改造技术的跨国企业,极力希望让大众相信这些食物都是经过严密测试的,不仅是安全,而且营养丰富。绿色和平相信,把任何基因改造生物放在自然环境中培育种植,将引致无法还原的改变,其患无穷,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并竭力阻止这种行为。

“我”的自治性还涉及到经济独立的问题。如果“我”的主要收入经常性地依赖于政府或者某一个机构或个人,那么“我”的自治性就会受到威胁。在英美等发达国家,政府是“我”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为了确保“我”不因接受政府资助影响自治,英国还制定了“我”和政府的关系准则,规定政府不得干预“我”的决策。

社工一般利用专业特长与被服务对象建立关系,不仅关注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而且提升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今天,社工的用武之地正在逐步扩大,心理调节、处理医患关系、社区服务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都需要社工。社工正在变得与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资本主义的早期,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开展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和宣传,成立了各种社团、俱乐部、沙龙等,积极推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由于自身的制度缺陷,资本主义各国经常发生经济危机和战争,普遍存在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为了缓解矛盾,英国在17世纪末颁布了《慈善法》和《济贫法》,1824年废除了禁止结社条例,“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993年,比尔和梅琳达来到非洲旅游,除了壮丽的自然景观让人惊叹,他们被满目凄凉的景象深深震撼:在扎伊尔,他们看到光着脚的妇女不得不头顶着水罐、怀抱着孩子走几英里的路到市场去;在非洲各地,他们在路上看到了无数饿得皮包骨的孩子。“那种景象确实震撼了我们。我们曾经一路上用目光搜寻走路的妇女,就是为了看她们是否穿着鞋?——没有,她们全是赤脚。”梅琳达回忆说。随后,他们找来当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里面的内容更令他们震惊。梅琳达说:“非洲的孩子们会死于腹泻和其他非常普通的疾病,而简单的接种疫苗就完全可以避免这些悲剧。我们意识到必须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信息,而我们知道得越多就越觉得不能再等了。”这时,妈妈曾经对比尔的劝告“作为一个好的公民,一定要为社会做些事”再一次在比尔耳旁响起。梅琳达问比尔“这些被疾病折磨的孩子们多么悲惨,我们能做些什么?”这一年的非洲之行在比尔的心中埋下了慈善的种子。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助对象主要有4个领域:第一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着手研究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癌症等疾病的治疗途径,尤其是向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大力捐资,目前已捐资超过10亿美元,在全球防治这些疾病的经费中占很大比重,已经拯救了至少70万个生命;第二是加大教育投资,创建更多的面向低收入阶层的中学并减少因经济问题而上不起大学的现象;第三是促进信息业的发展,即“全球发展计划”,着力扩大互联网的普及,让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性别、年龄或贫富,都能拥有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第四是改善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现状,向当地社区和贫困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捐助。除了在非洲最穷困的地区提供医疗和教育普及服务,他们在中国也有一些项目。譬如,援助中国的乙型肝炎疫苗接种,帮助中国应对艾滋病问题,帮助中国人戒烟等等。

“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完善培育扶持和依法管理社会组织的政策,发挥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发展和规范律师、公证、会计、资产评估等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领域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发挥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社会功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展和规范各类基金会,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

太阳城位于美国中西部亚里桑那州,距离美国第五大城市凤凰城开车约40分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城,城里住了约48000人,这里医院、商场、学校、娱乐设施、饭店一应俱全。不过这里有个特点,在这里买房的家庭中必须有一个成员要在55岁以上。但最最特殊的是,太阳城没有政府管理机构,这里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领域都是由志愿者负责。

哈佛大学经费来源除了政府的研究资助就是捐款。哈佛大学在所有的研究机构中接受的捐赠是最多的,2006年达到292亿美元,仅次于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些捐款,由一个强大的投资管理公司——哈佛管理公司进行投资使之保值增值。如今来自投资的收益成为哈佛每年收入中最大的一项,占32%。

“我”与政府、市场构成现代社会三个相互制衡的力量。这三种力量中,政府靠权力驱动,市场靠经济利益驱动,而“我”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以使命为先。“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组织;“我”是依法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监督、维权、自律等作用的各类民间组织、中介组织;“我”是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

二是一的倍加,一如果是一种专制,那么,二的出现是否能使这样的格局发生改观?答案是否定的。二非但不能改变一,它本身就是作为一的需要而出现。张载曰“不有两,则无一”。如果没有二,一的存在毫无意义。在一诞生之后,却没有一个对象可以支配,这一岂不等于虚设。所以,朱熹说“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此化首先就是化一为二。在一和二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就象天地之间,天总是支配地一样。由一分为二所造成的二元对立格局,在结构上是一个“中心/等级”的关系构成。但,物极必反,对立的二元在其矛盾运动中实际上是各自向着自己对立的方向转化。于是,在这个结构中,便发生中心易位,等级颠倒,权力更主。说到底,二的本质就是一,一是二的落脚点。二元对立的历史不过是你取代我、我取代你的一元化格局的交替循环。

美国政府提出了在300个城市实行旨在帮助流浪者和乞丐的“十年计划”,并在预算中预留了44亿美元用于为流浪者提供可负担的长期住所。但是除了美国政府,更多的像“全国流浪者联盟”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帮助流浪者而奔走。

我们撰写《你身边有我》这本小册子,就是要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让你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

朋友,“我”就在你身边。如果你是企业主,“我”就是行业协会;如果你是学者,“我”就是学会或研究中心;如果你是环境卫士,“我”就是环保组织;如果你是需要帮助的老人,“我”就是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第三,活动的志愿性。“我”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关,没有等级森严的科层结构,而是开放式、网络式的公民志愿组织。“我”的优势不在于结构,而在于具有广泛动员公众参与的能量。有时候,“我”看上去规模很小,却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开展声势浩大的公益活动。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定期或不定期地参加一定形式的志愿活动,使得志愿活动成为公民普遍崇尚的文化。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及志愿者组织秉承志愿精神,自愿、无偿地服务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志愿服务通过自愿且不图物质报酬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而志愿精神,是一种利他主义和慈善主义的精神,指的是个人或团体,依其自由意志与兴趣,本着协助他人改善社会的宗旨,不求私利与报酬的社会理念。那些为社会和他人提供志愿服务的人被称为“志愿者”,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架起相互友爱和帮助的桥梁。

与哈耶克类似,博兰尼将人类社会的秩序区分为两种:等级秩序与自发秩序。前者只有一个神经中枢,只有最高层的一个人站在战略层面上思考问题,所有下面的层级不对规则作出判断,却需要严密的配合和服从。等级秩序在小组织中有时是适用的,但是在一个大的社会里,一个神经发出的命令不能控制所有体系,所有其他层级无判断地服从是不能实现的,因而等级秩序无法在大社会中运作。博兰尼提出,多中心的社会需要自发秩序。所谓自发秩序,即法治秩序,人人是平等的,只有这种规则的约束可以被加诸个人。人们自觉遵守之,在法治规则之外均是个人的自由空间,才有可能在最大限度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的复杂、精密。因而,博兰尼指出,个人主义逻辑不是用个人自由对抗社会的秩序。在个人主义的逻辑中,它所能做到的恰是使得个人的自由能够形成一种有序的社会秩序体系,或者说满足人们公共生活的需求;极权社会将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是个人行为就不可能满足公共事务,所以所有的公共事务只能是政府来做的。

为了加强分类指导,更好地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及国际社会组织分类标准衔接,民政部根据中国现行的法规和管理体制,将“我”分为五大类:

“爱心一族”是沙井街道退休职工、老共产党员曾柳英于1995年发起组织的,当初只有13名成员。2000年2月,“爱心一族”协会经批准注册,成为一个正式的社团。打从成立的那一天起,“爱心一族”就立下宗旨:“传播文明,服务社会,互助互爱,奉献爱心”。献出的是爱心,赢得的是声誉。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报名参加“爱心一族”的人也越来越多,深圳市的老先进陈观玉参加进来了,东莞市也有人慕名参加进来了。而“爱心一族”的活动也从送温暖、献爱心发展到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的送温暖工程、希望工程、扶残助残工程,以及保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新风等各项公益活动。

“我”在志愿服务中,一般被称为“志愿者组织”,是自愿者交流、沟通、提供志愿服务的平台。

哈佛大学的新生每次参观哈佛大校园时,向导都会在一尊雕像面前停下来。雕像底座上携刻着:“创始人约翰·哈佛。1638年。”但实际上,约翰·哈佛并不是哈佛大学的创始人,而只是该校早年的捐助人。

香港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建立。当时,香港逐渐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发达的都市社会,为了解决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香港逐步建立起了一套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专业社会工作体系,提供各种旨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服务,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初期的香港社会工作是以福利性救济服务为主,从20世纪70年代起,香港大力推行社会工作的专业化。香港回归后,专业社会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

虽然由于政府和社会各方出面斡旋,联合抵制没有公开形成规模,但是许多商场的pos机还是在预定抵制日出现了“机器故障”。不仅如此,深圳银商之争迅速在全国蔓延,号称“银老大”各大商业银行被一向乖顺的大小零售商家不客气地“涮”了一把。

二是提供给社会中某一部分特定成员的“互益性公共物品”,受益的尽管也是多数社会成员,但是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来圈定受益者,比如行业互助、会员福利等等。

第二,不能进行利润分配。“我”可以开展一定形式的经营性业务,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剩余收入。如果是企业,利润可以进行分配,但是,无论“我”开展什么业务,经营收入都不能作为利润进行分配,而只能用于组织所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及自身发展。

1637年冬,约翰·哈佛,这位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移民到了新大陆。他住在查理斯镇,与那所新成立学院(当时没有正式的校名)的所在地剑桥镇中间隔着一条河。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据媒体报道,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我方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

后者有时也被称为“准公共物品”,互益性公共服务强调受益群体的特定性。但无论是公益性还是互益性都有利他性质,可以把互益性理解为一定范围内的公益性或者较低程度的公益性。

朋友,“我”期待与你携手,共促科学发展,同创和谐社会。请记住:“你身边有我”。

我国也有学者将“我”划分为动员资源型、公益服务型、社会协调型和政策倡导型等四种类型。

2004年的深圳银商之争最后并无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但是,由于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和银行同业公会出面充分表达了双方的诉求,并且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银商关系逐渐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银商矛盾在后来的几年里逐渐得到缓解。

80年代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公共治理的发展,人们更多的考虑到 “社会组织”这个概念。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框架之下,这个新型的公共治理的部门,是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反思之下提出的“第三种机制”,体现了社会在公共秩序中的自治力。这种自治力正在超越传统的高高在上的政府权力运作模式,越来越被人们看好。

在关爱儿童方面,设立了社区儿童教育中心、儿童泛会所,让儿童在清华学校学知识,在社区儿童中心学特长,在儿童泛会所学心智,让课堂教育向社区延伸,向家庭发展。

由此看来,自治秩序是一种法治性秩序,它的基本思路是对个体自由最小限制基础上的社会有序。因而,首先有人的基本权力,是任何国家利益或社会理由不可侵犯的;其次,其规则是对任何个体一致的,以解决个体自由之间的冲突、制约强制性权力为准则的“底线”原则,即法治原则。

骑马志愿服务社通过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和成年人(智力残疾、中风或自闭等人群)骑马,在与动物的亲密接触中实施治疗服务。

约翰·哈佛在新大陆活了不到一年。1638年9月14日,他因肺病死于查理斯镇。临终前,他立遗嘱将自己一半的财产和所有的图书约400本捐赠给河对岸那所新成立的学院。这是该学院成立以来所接受的最大的一笔捐款,为表示感谢,1639年3月13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把这所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这时,距该新学院成立已有两年半,距哈佛本人去世也有半年了。哈佛所赠的780英磅捐款,是当年该校全年财政拨款的近两倍,这在当时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

桃源居社区成立了义工站、义警队、艺术团、足球队、篮球队、围棋队、羽毛球队、秧歌队、模特队等二十多种社区社会组织,丰富了居民的每天有活动、三天有“大戏”,每年的文化投入近千万元,社区还建有市民广场、艺术中心等大大小小各处文化活动场所,适合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同时,社区还有自己的文化艺术节、体育节、团圆节和文化特刊,使居民不出社区,每天就能享受到多元文化大餐。这里,有每年一届的社区文化艺术节,每年的正月十五至十七,家家张挂自制灯笼,社区装饰各种彩灯。上千居民举行欢乐社区大巡游活动,几万居民举行猜谜赏灯、游园“庙会”活动。

志愿性是“我”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我”的内在驱动力不是利润动机,也不是权力原则,而是以志愿精神为背景的利他主义和互助主义。正像企业是组织化的资本、政府是组织化的权力一样,“我”可以说是组织化的志愿精神。基于志愿精神形成的志愿活动及其经常化是“我”的重要特征之一,志愿性体现在三方面:

得知汶川地震后,深圳市慈善会在第一时间吹响爱心集结号,当晚就公布了捐赠热线和捐款账号。同时,迅速组织现场募捐,调动鹏城百姓的心中大爱。因为深圳市慈善会打造的“关爱行动” ——“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每个人”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深圳的慈善名片,所以大家非常踊跃地到慈善会捐款。

第四,慈善类。即社会服务,从事社会福利、救灾救助、社会保障及社会事务的组织。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但每年中国进口大量的转基因大豆,可能污染中国丰富的大豆遗传资源。绿色和平呼吁消费者购买非转基因大豆制品,一起保卫大豆故乡。另一方面,绿色和平反对跨国企业对农业遗传资源进行专利垄断,2001年绿色和平揭露美国孟山都公司企图对中国野生大豆申请专利,引起社会及有关部门对保护遗传资源的重视。

哈佛的网页上清晰地写着:“哈佛是西半球最早的公司”。这个教会创办的学院,300多年来,在捐赠中茁壮成长,无数精英从这里走出。哈佛大学创建300多年以来,为美国及世界培养了无数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学者。迄今为止,有6位美国总统、36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32位普利策奖获得者,数十家跨国公司总裁的大学出自哈佛。

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上,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社会组织国际会议——“环境ngo论坛”。来自世界各国的数以千计的“我”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就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标志着“我”开始积极介入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逐渐成为国际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

为了和平,还陆续诞生了反对核武器、反对地雷、反对越南战争等反战组织。“我”不断发展壮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警察志愿者组织,它的名称是太阳城检察官卫队,由166名志愿者组成,执行着警察的大部分职能。当居民拨打报警电话911时,接警台会直接把电话转到这里。这里的志愿者警察,有的负责监视,有的负责内务,有的负责巡逻,主要包括假期监视、交通巡逻、医疗救助、安全、电话回应、葬礼保安、摩托救助、犯罪预防等,除了没有逮捕的权力以外,其他的都可以做。这些志愿者很敬业,设施也很完备。太阳城检察官卫队的前台还有一位接听电话的80多岁的志愿者,每周四的下午都会来值班服务。

证严法师如何经营复杂的医院体系呢?她的秘诀是倾听医生和病患的需求,然后再想办法精益求精。如今很多医生放弃台北的高薪,到花莲慈济综合医院来工作,法师又是如何做的呢?她为医生修建公寓,为他们的小孩设立学校,这样就把苦差事变为理想的工作。而且,她还做进一步的规划,用了10-15年,使花莲慈济医院发展成为成熟的医学中心,拥有自己的护理学校和医学院。法师有一个观念,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

在美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方式有许多,游说活动即是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具体表现之一,它能影响具体法规的制定和更改。美国社区基金会是通过提供资助来参与游说的。比如,the minneapolis foundation 为保护非营利部门免受预算削减之灾资助过游说活动;旧金山的“东湾社区基金会”(the east bay community foundation)在枪支控制的立法游说方面当过召集人和领头人。匹兹堡基金会曾经协调非营利机构和县政府之间的福利改革研究方面的合作;宾州社区基金会(cfpa)为烟草管理立法进行过游说;新罕布什尔某任州长曾否决一项反体罚的重要立法,新罕布什尔慈善基金会便进行游说活动,终使州长的否决无效。

19世纪末,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成熟,进入了垄断阶段。这个时期,陆续诞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基金会;致力于缓解战争对人类生命摧残的“国际红十字会”等战场救护组织;致力于救济事业的“救世军”等慈善组织;以及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基金会”等。

商家认为,银行从商家拿走的刷卡手续费太多了,商家都快没钱赚了,所以他们呼吁:手续费应该要降到刷卡总费用的0.5%。银行则认为刷卡手续费绝不可能降这么多,否则银行就会亏本。双方僵持不下,谈判从3月持续到5月,反反复复已经不少于4轮,商家最后终于失去耐心,联合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6月1日前,银行不降低刷卡手续费,6月2日、3日,商家将联合抵制,商场拒刷银行卡。

北京奥运获得“无与伦比”的评价,默默奉献的170万志愿者功不可没。在这里,志愿者组织是“我”。“5·12”抗震救灾有“我”繁忙的身影,红十字会、慈善会,也是“我”。

三是“我”和企业、政府之间的互动逐渐加强。一方面,一些企业家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政府利用公共财政的资金,购买“我”的公共服务,彼此形成合作伙伴关系。

金融危机情绪辅导热线由注册社工提供24小时辅导服务,解决部分市民可能面对投资失利或失业所引致的财政危机,以及其它原因引发的情绪问题。提供这个热线服务的是东华三院的芷若园及香港明爱的向晴轩,此举获得香港社会福利署拨款120万元。

哈佛大学,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大学采取先进的手段有效地管理,使它的品牌不断增值。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有董事会和监事会。哈佛大学校长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是由董事会聘任,并由监事会成员认可的。监事会30人,是从历届校友中选举产生。

经过多次“窝里斗”之后,果农们开始在一起商量,不能自相杀价,应该一致对外,让大家都有利可图。于是,个体果农们自发组织起“水果合作社”。合作社为果农做了诸如推行标准化生产、综合性研发、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品牌保护、维护会员和行业的合法权益等诸多卓有成效的服务工作,维持合作社的日常运转开销的费用,本身却不赚取任何利润。协会所有成员生产的水果都用统一的“新奇士”商标,多年成功的运作,树立起了享誉全球的“新奇士”品牌,成为全球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卓著的果农合作社。合作社如今拥有长期工作人员300人,临时工500人,成员达6000多个,涵盖了加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大部分果农。

广福义祠位于香港太平山街,原用作市民安放灵位,后被作为流落无依人士及垂危病人的居所,卫生环境日益恶劣。到1856年,终于引起香港政府及市民的关注,当时一群热心公益的华人领袖倡议集资在附近兴建一所医院。1869年,港督麦当奴拨出一个地段,资助115000元建院,并于1870年颁布《倡建东华医院总例》,创办香港第一间华人医院。医院尚未落成,创院的华人领袖已在院址附近开设临时赠医所,为贫病者提供服务。至1872年,东华医院落成启用,为贫苦市民提供免费的中医药服务。其后,随着人口不断膨胀,医疗服务需求日增,位于九龙油麻地的广华医院及香港铜锣湾的东华东院于1911年及1929年相继落成投入服务。1931年,东华为加强三间医院的行政管理及资源分配,决定由一个董事局统一管理三间医院,合称“东华三院”。

在这次银商之争中,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只作善意斡旋,但对具体谈判不作硬性干预。深圳市贸工局官员解释说:“我们希望两个行业协会能通过理性的博弈和妥协,来化解这一矛盾。如果政府介入,就会打破这种尝试,又会回到以前政府什么都管的老路。市场是有一种内在平衡机制的。我们相信,随着行业协会的成长,它们是会自动摸索到这种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如果政府介入,这种内在平衡就会被打破”。

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新奇士”橙的这个品牌,但它还是一个非营利性的行业协会的名称。新奇士协会是美国十大农业协会之一,已有100多年历史。新奇士协会每年销售水果约8000万箱,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果蔬菜类合作社。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救助方式,正在转变为政府、“我”、企业、个人多元提供的新方式。

自治性也是“我”的重要特性之一。自治性指的是:“我”作为独立的自治组织,在人事、财务、决策等方面不依附于任何其他的组织,具有独立的决策权,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 “我”的自治性体现了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的社会性格,构成公民社会的自治基础。

2007年10月,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先生在深圳图书馆考察深圳的软实力时,被在图书馆盲人阅览室进行盲人电脑培训的红马甲深深吸引,并对盲人电脑培训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大为惊叹,当即安排新加坡相关视障机构组团专程来深交流学习。开展这个培训的正是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的义工。

深圳市慈善会善于运用项目开发带动慈善事业发展。在此次汶川地震中,解灾区之所难,量身定做慈善基金,先后推出了汶川儿童救助专项基金、汶川地震伤员救治基金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三大专项基金。短短几天,企业、机构和市民反应强烈,纷纷伸出援手,奉献爱心。目前,汶川儿童救助专项基金已募集资金超过5000万元,其余基金仍在不断汇集深圳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支持汶川灾后重建。汶川也终将在同胞温暖的扶持下,擦干眼泪,在废墟上升腾起不灭的希望!

第一,是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政府代表统一完整的国家政权,尽管它各个部门、机构以及各级都相对独立,但不能完全独立,否则就难以行使国家的职能。“我”则是相对独立的自治组织,既不隶属于政府也不隶属于企业。每一个社会组织都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决策力和行为能力,都属于独立自主的自治组织。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同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分配不平衡。政府开始允许和鼓励“我”向社会提供有偿或无偿服务。由于“我”参与了社会公共服务,政府减轻了负担,降低了社会治理成本,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益。

美国社区基金会不仅仅是提供资助的机构,还为满足社区的需要提供可利用的各种资源。社区基金会的知名度和地位、管理能力在解决社区问题起着作用,董事会成员个人的影响和资源也起着作用。社区基金会有永久性的基金,这意味着美国社区基金会可以着眼市民社会建设的长远战略,而不只解决眼下问题。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是由深圳残疾人和资深义工们发起组建的社会团体,以推动缩小数字鸿沟的公益进程为宗旨、致力于发展新经济时代的信息无障碍慈善事业。引入盲用软件、开展免费盲人电脑培训项目,是研究会推进信息无障碍的公益项目。为开展盲人电脑培训项目,义务教师们专程赶到番禺购置和学习专业的盲人读学软件,一边学习摸索,一边开展教学。他们带着耐心和爱心,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在培训班值班、授课,不但坚持一个个手把手地教,而且每天都要在授课结束后针对每个学员的不同特点和学习情况写下当天的评语。在深圳图书馆盲人电脑培训教学基地,周二、周四、周日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每天5名志愿者教师风雨无阻向全市盲人免费培训。迄今为止,盲人免费电脑班共培训盲人8000多人次,使得盲人学员可以独立上网自由浏览信息,发电子邮件,聊qq等,极大地改善了生存状态,提高了生活质量。

非政府性是“我”的第二个基本属性。相对于企业来说,“我”和政府都属于社会的公共部门,但是,“我”和政府不同,“我”不是政府或其附属的事业单位。“我”的非政府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这让梁从诫先生和他的老搭档梁晓燕开始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可不可以成立自己的环保组织?政府是否批准是当时他们最顾虑的问题。1993年3月,梁从诫将杨东平和王力雄聚到一起,四人一拍即合。61岁的历史学家、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像孩子一样,和三个年轻人拉钩,约定万一出了麻烦也不后悔。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开始投身于环境保护事业。“世界自然保护基金”、“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环保组织相继成立。

实际上,自然之友成立14年来,开展了环境教育类、自然保育类、绿色消费类 、倡导行动类 、调查研讨16个项目。

在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中,包含着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对立的前提。比如“大公无私”,“舍小家为大家”,都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即:如果追求个人自由,则是破坏公共秩序的;如果要满足公共事业,完成公共事务,形成公共秩序,人就必须舍弃自我,牺牲个体的自由。这一逻辑将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了起来,而后者又通过“公”——“官”的观念转化,形成了官本位的、皇权集权的秩序。将“个体”归结为自我的“私”,而将“公”上升为国家利益,并代之为“官”、皇权,终极于君王,是整个皇权体制下集权的逻辑。建国以后的社会形态,邹谠等人用“总体性社会”来概括,它则以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为特征。

在美国,像旧金山的公共律师那样帮助流浪者的热心人很多。黛安·尼兰曾经是一名流浪者收容所的主任,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驱车3万多公里,穿越整个美国,拍摄了75个流浪儿童的故事。她把这部记录片《我的四面墙》带到国会山放给议员们看,目的是游说他们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联邦法案中,将流浪儿童安置到主流公立学校,而不是封闭在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学校里。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丛飞的故事里还有一个名字:深圳义工联。这是由共青团深圳市委发起、由志愿为青少年、为社会提供义工服务的社会各界人士(主要是青少年)组成的社会团体。1989年,19名深圳爱心市民成立了深圳市第一支义工队伍,并于90年注册成为全国第一个义工团体。目前,注册义工队伍已经发展壮大到近17万人,各类项目义工合计54万多人,包括了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 深圳义工联“助人自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互助理念造就了丛飞,更造福了千百位困难中的孩子、老人。

第五,综合类。包括:法律,即从事各种法律研究、咨询、援助、代理的组织;宗教,即各类宗教及宗教交流组织;职业及从业者组织,即职业协会、专门行业从事者组织;国际及涉外组织,即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外国商会、境外非营利组织驻华机构等;其他,如校友会、友好协会及其他未列明的组织。

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秩序,其实质也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总体性社会”,向公民自组织、自治秩序转型的过程,从而,公民自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构成转型的重要基础。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描绘的,社会首先是由各种缘由、各种目的、各种类型的人们通过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正规的或不正规的、长期的或临时的自我组织联结起来的,自组织构成社会纽带的基本层次,大量的公共事物和共同旨趣已经通过这一层次得以解决或实现,只有在自治层次解决不了的问题才需要上升到政府层次解决。权力的授予从低层级向高层级延伸,才能保证自治秩序的实现。在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诸多自我组织的活跃,所有的公共事物都需要上升到政府统一的管理范围,不仅政府难以实现有限、有效的管理,而且人们的需求也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些将会构成社会秩序的危机。因此,“我”的组织形式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石。

近年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业单位改革,“小政府、大社会”的建设,以及治理结构的变革,目标都直指“公民社会”。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已经不是亚里士多德时期城邦“文明”社会的概念了。

第三,不得将组织的资产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企业的资产归企业的所有者所有,“我”的资产则不属于捐赠者所有,它们是一定意义上的“公益或互益资产”,属于社会。因此,如果“我”被解散或破产,剩余资产不能像企业那样在成员之间分配,而只能转交给政府或其他的“我”。简而言之,“我”的财产根据组织的宗旨,最终都必须用于某种公益或互益目的。

在关注妇女方面,桃源居在政府指导下,设立了“社区妇女教育基金”,并成立了“社区女子学校”,为社区女性提供学历、职业和素质教育。为了保障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社区还专门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防止家庭暴力。在“桃源居”整体不低于2000万元的终身教育基金里,仅“妇女教育基金”一项,大约占到了5成的比例。

随着社会化运作的不断深入,义工服务的外延不断扩大,全方位覆盖了各个社会阶层和需求。根据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深圳义工联开设了包括“与你同行”助残服务、“伴你成长”孤儿服务、“松柏之爱”老人服务、“生命之光”帮教服务、12355义工热线、亲子义工、环保、支教等20多个大类30多个服务项目。

在深圳特区的西面,有一个环境美丽的社区——桃源居。在这个近5万人的国际化人文大社区里,人们过着平安祥和的幸福生活。社区自建成以来,一直保持着“居民无犯罪”、“邻里无纠纷”、“无黄、赌、毒及未成年人犯罪”、“无重大安全事故”、“无失业、无低保”等“十无”成果,先后荣获联合国“全球理想人居社区”、“国际花园社区”、“全球商业示范社区奖”等荣誉,并被中央12 部委授予平安家庭、健康社区、绿色社区、学习型社区及中国人居社区范例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平安和谐红旗社区”称号,成为深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区。

在香港,社工和社工机构无所不在,已成为香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中,美国人是对政府最抱有戒心的。有时他们宁愿选出一个能力差的总统,免得太聪明能干的总统使“歪招”,乘机剥夺公民的权利。他们信奉亲力亲为,公民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绝对不交给政府部门去做。美国的社会组织非常发达,公民自治能力非常强。哪怕总统、州长像走马灯一样更换,美国社会照样稳定运行。

在中国,用本土的森林,每天平均生产2.2亿双一次性筷子,每年超过160万立方米的木材资源,仅仅被使用一次就丢进了垃圾堆……,为了挽救垂危的森林,挽救地球,绿色和平发起了“拯救森林,筷行动”。

新奇士的故事告诉我们,行业协会在现代产业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组织市场开拓、维护会员和行业的合法权益、制定有关行业标准和规范、加强会员和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公平竞争,促进产业发展。

在太阳城公立医院登记在册的有3200名志愿者。它的消防局里也有大量的志愿者,而且其中很大部分是女性志愿者。太阳城的众多公益服务项目,包括为残疾人服务,为无家可归人群和他们的子女服务等,都有志愿者在其中从事着大量的工作。

二战后,伴随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的重建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世界各国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社群组织,如妇女组织、产业工人组织、农民组织、社区居民组织、儿童保护组织、青少年组织等等。1945年联合国诞生。《联合国宪章》规定:“经社理事会作为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联合国机构,在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时,须与有关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在它的指引下,“我”正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科学发展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我”来自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体现了以人为本。

著名学者哈耶克提倡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他强调,一个好的秩序体系,是能够充分发挥人们个体的智慧,将个人智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满足“自生自发的秩序”的规则,是平等的、一般性的、人人适用的,或者说是法治的。

2008年10月14日,深圳首批4名具有法律、心理学、社会学教育背景的、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社工”走进了深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将配合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对受援人进行心理疏导、化解矛盾。社工还能做到“延伸服务”,在法律援助工作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的“服务盲区”,社工将对受援对象进行“全程服务”。这4名从事法律援助的社工来自社工机构,深圳市民政局以每名社工每年6万元的标准向社工机构购买社工服务,并将这4名社工委派到深圳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处。

20世纪,尤其70年代之后,公民社会的话语得到了更大的复兴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社会与经济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人们在战后开始反思战争,相应迅速出现了一大批关注人权、和平、发展,以及致力于扶贫、全球环境福利等的组织。“公民社会”成为政治秩序重新构建的一面旗帜,并被赋予了新的含意。

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自然保育、公众参与作为优先行动领域,推动政府保护环境的各项政策、法规和措施的制定及落实,并主动监督。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团体会员近30家;获得国内国际奖15余项,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和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会员们积极地在当地开展各种环境保护工作,已有多位会员荣获各级嘉奖。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社会组织已有十多家。历经十多年的发展,自然之友已成为中国具有良好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环境社会组织, 对中国环保事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并成为标志性组织之一。

研究会自成立至今,还完成多项极具影响的公益项目。其中包括创办全国首个信息无障碍网站、举办深港澳社会服务工作研讨会、组织义工手语定期培训班、参加中国第二届信息无障碍论坛、开展wat信息无障碍技术科普工作、安排香港重残人士世界助残日活动、推进深圳市残疾人事业信息化进程、赴京参加中国首届残疾人成果展览等。这些工作的开展,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在新经济时代同享信息权利,共建和谐社会。

第一,经济类。包括:工商服务业,即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经济类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农业及农村发展,即直接为农业及农村发展服务的组织。

第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性组织。政府基本的组建原则和权力使用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形成的是大大小小的金字塔结构。“我”无法按照国家政权的形式自上而下构建起来。“我”依靠的是广大的公民,通过横向的网络联系和坚实的民众基础来动员社会资源。因此,“我”是自下而上的民间性组织。

2008年5月12日,本来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但是这天下午2:28分,却天崩地裂,城毁人亡,数万同胞罹难,神州举国痛伤。深圳的车辆放慢了速度,行人停下了匆忙的脚步,大家为废墟下逝去的灵魂痛心,为还在等待救援的生命祈祷。每个人都希望献出自己的爱心,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爱心和力量应该如何传递到千里之外的灾区呢?

深圳市于2007年7月开始开展社工试点工作,现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工制度。目前全市已经注册的民间社工机构已有15家。共开发设置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岗位达到542个,其中各区共设立了430个社工岗位,分布在民政、残联、司法、教育、社区等领域,市一级部门在民政、妇女儿童、青少年、劳务工等领域设立了112个社工岗位。这些岗位的社工于2008年3月前全面上岗。市民政局还用直属事业单位自有编制招聘了10名准社工。聘请了31名香港社工督导,以尽快提高深圳社工的专业水平。深圳的社工为有需要的个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帮助其舒缓、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

一是“我”扩大了国际交流。2007年,我国大陆及港台已经有31家社会组织取得联合国咨商地位,在国际事务上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许多行业协会也积极与国外同行开展合作。中国的“我”从自身的发展走向国际,同时境外的“我”更多地进入大陆。在边远地区、在一些扶贫领域,很多的国际ngo开始走进大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加入到中国的发展之中。

科学发展要求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要求“我”进一步发展壮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创院初期,东华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提供社会福利及教育服务。在医院工程施工期间,有工人在院址掘出一批骸骨,当时的创院总理便于西环坚尼地城兴建“牛房义山”,安葬骸骨,从此开展了东华的社会服务。此外,东华又肩负福利救济工作,每遇天灾人祸,必出钱出力赈济灾民,救济范围广及内地同胞。教育服务方面,东华于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于荷李活道文武庙旁的中华书院创办第一所义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开创香港平民教育的先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华三院在这非常时期,仍坚持在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提供有限度的医疗服务,又竭力协助疏散难民回乡,施粥派饭、派送寒衣、殓死救伤。战后,东华全面恢复医疗服务,及至五、六十年代,东华着手开办中、小学及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社会服务。

绿色和平深信,虽然每个人的力量微小,但仍可坐言起行,尽力表达他们对环境的关心和爱护,并且由此广泛唤起世人对环境问题的警觉。绿色和平始终坚持勇敢独立的精神,坚信以行动促成改变。同时,通过研究、教育和游说工作,推动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很多人通过圆明园认识自然之友。2005年3月,媒体披露圆明园管理处排干湖水在湖底大规模铺设防渗膜,事先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没有得到文物局等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自然之友紧急介入应对这一突发事件。通过主办市民、专业人士、政府官员共同参与的网络直播研讨会,积极推动并参与国家环保总局举办的听证会,以及紧密跟踪事态进展的各种努力,为促进事件最后进入环评程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如今,“我”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我”活跃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权益保护、社区服务、经济中介、慈善救济等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我”承接了政府职能转移,降低了治理成本,均衡了利益关系,积累了社会资本,培养了民主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谐。

社区基金会在美国被定义为公众支持的公益慈善机构,是由一个地区的居民为解决本地区的问题而设立的。这种基金会由代表社区公众利益并熟悉社区情况的公民组成的董事会管理。

“美国的居民从小就知道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投以不信任和怀疑的眼光,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援。他们从上小学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孩子们在学校里游戏时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由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这种精神也重现于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假如公路上发生故障,车马行人阻塞不通,附近的人就会自动组织起来研究解决办法。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个机构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如是事关庆祝活动,则自动组织活动小组,以使节日增辉和活动有条不紊。而且,还有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为促进公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也建有社团。人们的愿望一定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得到满足。”

桃源居有一个自治自助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桃源居有星罗棋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服务组织,它们包括桃源居社区发展服务中心、清华学校、晶晶幼儿园、老年协会、社区义工组织、社区老年大学、女子大学、儿童中心、桃源人家会员、社区义务联防队、邻里互助队、便民服务站等,社区福利正是经由这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服务组织成员共建共享,最终将平安和谐的幸福生活播撒到近5万名业主的心田。2008年7月16日,经国务院核准,民政部同意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设立登记。基金会的设立,将解决桃源居的社区社会组织体系可持续发展问题,形成社区社会组织体系良性循环的小雨林。

一是提供给整个社会不特定多数成员的“公益性公共物品”,受益的是社会大众,但不能指定受益者,比如公害治理、植树绿化等等都属于这种类型,公益性公共服务强调的是其受益群体为不特定多数人群。

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合众国”,形象地说明哈佛大学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最著名的大学。作为一所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一直是许多名人学者心目中的“麦加胜地”。

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内涵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我”负有重要使命。

所有社区基金会的使命,都是在特定地区改良社区生活;都侧重建立永久慈善基金以应社区变化之需;都有一个由当地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管理机构,这些人熟悉社区并代表社区;社区基金会都为捐赠人提供慈善活动的渠道。美国社区基金会的基金投资都是通过职业投资人进行的;资助款项需经代表公众利益的有知识的公民组成的专门会议通过。

第二,服务的志愿性。“我”和政府一样,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组织,不同的地方在于,“我”提供公共服务是基于志愿精神而不是行政权力。基于志愿精神的公共服务能够更加确切地反映捐赠者的意愿和受益人的需要。尤其在发生重大灾害时,“我”常常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和专业地动员社会资源开展救助活动。“5.12”汶川地震发生时,就有一批批志愿者迅速、及时地开展救援活动,谱写了一曲曲志愿救助的动人诗篇。

1994年新年,在夏威夷拉那伊岛的一座教堂里,响起了祝福比尔·盖茨和梅琳达·弗兰奇的钟声,从这一刻起,梅琳达成为盖茨夫人。婚礼前一天的新娘午餐上,盖茨的母亲玛丽在给新人的祝辞中说:“那些慷慨的贡献让我们有壮举可期待。”婚礼几个月后,玛丽去世。对母亲的纪念和梅琳达的努力,1994年,盖茨出资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在之后的四年里,威廉·盖茨基金会因为盖茨的慷慨捐助而迅速膨胀到21亿美元。1997年,盖茨和梅琳达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以帮助更多人使用科技资源。1999年,盖茨图书馆基金会更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工作重心变为资助家庭困难和少数族裔的学生。2000年,盖茨夫妇将名下两个基金会合并起来,命名为“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仅2005年,盖茨夫妇就捐出60亿美元,刷新人类史上捐款的纪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开销不相上下。基于对盖茨夫妇的信任,2006年6月25日,巴菲特宣布将总计约370亿美元的财产捐赠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这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总额超过600亿美元。

汶川地震发生后,深圳的社工积极参与在深接受治疗的伤员的心理辅导。如香港的一名社工督导和一名社工,到其中一家医院做心理辅导等工作,为有需要的伤员进行灾后以及康复出院的心理辅导。其中一名被埋30小时高二学生,经过辅导,舒缓了压抑、内疚、失去等情绪,帮助她学会从逆境看到积极面,重新建立对人的信任。

经过130多年的耕耘,东华三院一直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各项服务。时至今日,已发展成为全港规模最大的慈善社会福利机构。东华三院的发展和演变彰显了“我”在香港医疗、教育、社会福利中的重要作用。

熟悉深圳银商之争的人们知道,争战双方都没有亲自出面,商家没有自己出面,银行也没有自己出面,他们都推出了自己的行业协会:深圳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和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谈判由他们谈,最后通牒等声明由他们发出,会员商家和会员银行全部藏在背后。利益攸关的商家老板和银行行长也许都在自己的行会里怒不可遏,出言不逊,可是他们的公众形象一点不受影响。商家老板和银行行长见了面依然客客气气,彬彬有礼,握手碰杯,一切如常,商家与银行的其他业务往来照样不受影响。只是他们各自的行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咨询智囊、邀约媒体、寻求法律援助,为争取最有利于自己的斗争结果而不懈努力。

“太阳城的骄傲”是负责这个城市公共区域清洁、绿化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共有400名志愿者。城市的绿化工作全部都是“太阳城骄傲”的志愿者在做,志愿者会有计划地对公共区域进行绿化,他们自己动手搬掉大石头,整理土壤,甚至租来机器,买来合适生长的树木进行种植。

有一年的夏天,旧金山的一个中国妇女失业后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这个妇女不会英文,除了过去的家和打工的餐馆,她最熟悉的就是唐人街的公共花园,于是,她以公园为家,白天在公园旁边乞讨,晚上露宿在公园里。很快,地方警察发现了她,将她驱逐出来,并要罚款数千美元,还打算把她送入监狱。旧金山有几个“全国流浪者联盟”的公共律师决定免费为她打官司,他们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不仅为她免除了牢狱之灾,而且还为她找到了一个政府资助的汽车旅馆居住。

第一,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的根本宗旨是营利,而“我”的根本宗旨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我”可以盈利,但不是为积累财富,营业所得必须继续用于服从组织使命的活动。换句话说,“我”的宗旨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

在“爱心一族”的眼里,爱心是一座桥梁,它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串起了人间真情。这些满怀善意和智慧的普通民众,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给他人以关爱,在朴实而高尚的志愿服务中,高扬自己的激情和理想,奉献爱心。

如今,“我”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则不同,它的基本思路是以社会统一和人们行为一致为本位的,通过社会性的“教化”,最大限度压抑个体性表达来实现社会整合。新中国建立在社会整合的危机状态中,仍然是以社会整合为取向的,没有将个体自由的空间纳入制度设计框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增强,以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秩序也在发生转型,如何使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统一起来,需要制度安排的转化。公民社会提出的自发秩序,正是为了探寻在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自由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公共秩序的有效途径。

修女的话触动了法师的灵机,也加强了法师的信念,法师决定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从救人做起。1969年,法师发下大愿,要为花莲人修建一座大医院,借着西方医学的帮助,减轻人类的苦难。在当时土地难找,造价昂贵,困难重重,但是法师的信念支持着她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在她的呼吁下,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捐款,也引起了政府关注。小尼姑要建大医院的故事最终由天方夜谭变为现实。花莲慈济综合医院在1986年正式启用,为当地35万居民服务。

现代公民社会靠政府、市场、社会这“三驾马车”拉动,而作为第三部门、第三驾马车的“我”,作用变得越来越大。在现代西方的语境里,“公民社会”往往指的就是“我”这个“第三部门”。为什么会这么突出“第三驾马车”呢?因为现代福利国家政府的失灵,人们对政府的怀疑加剧,因此对“我”寄予了更多期望。二战以后,人们就开始反思:政府可能做很多的坏事,这样的前提下,社会能做什么?

2008年10月13日, 香港金融危机情绪辅导热线投入服务。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已使得部分香港市民资产严重缩水,金融危机情绪辅导热线开通的当天接到近100个市民的求助电话。机构发言人表示,由于接听热线的社工对金融产品都有较深认识,具有丰富的财务辅导经验,求助者往往不用多作解释,社工已明白他们的处境及困难,因此在舒缓情绪方面能达到较佳效果。

第一,组织的志愿性。“我”的成立基于志愿,成员的参加基于志愿,企业主要以资本的形式获取社会资源,政府主要通过税收集中社会资源,而“我”的主要社会资源获取是基于有志愿精神的志愿者和社会捐赠。志愿者是志愿精神的直接体现,是那些为追求一定的价值观、无偿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或互益性活动的人们;社会捐赠则是志愿精神的货币化或物质化,表现为人们为各种社会公益或互益性活动无偿提供货币或其他物资。这两者构成“我”的重要社会资源。

桃源居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使得社区的公共服务由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逐步转变为政府公共服务、企业市场服务与社区社会组织公益服务融为一体共同支撑的发展之路;通过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活动,培养居民的共建家园、自治和参与的意识。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社会的转型,我们正在从“大政府”走向“小政府”,从传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我”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代表,是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协商互动、和谐善治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香港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相当广泛,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的各类弱势群体,并且根据香港社会的实际情况,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方法。目前,香港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的服务主要有:家庭和儿童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和社区发展工作等。

这段话显示,公民社会的基础是自治,而自治的要义是“我的事情我做主”。人们在公共事物面前,首先是自我组织、自己解决社会问题,政府或者统一的秩序规则是最后的求助对象,所有这些习惯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养成的。公民的自我组织解决身边的事情,满足互益的需求,反对破坏规则(道德)的行为或者说进行社会控制等,形成广泛的民间的秩序。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志愿组织为美国的民主奠定了基石,公民的志愿组织构成了美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换句话说,没有了公民自治,没有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公民自治组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美国社会。

社区基金会是当今美国慈善事业里发展较快的领域。它的存在使美国许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人得以建立永久性的慈善基金,为改良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截至2002年,全美有社区基金会600多个,遍布各州及主要城市,资产总额约230亿美元。2001年,美国社区基金会捐助教育、卫生、环境、艺术和社区救助方面的数额达到26亿美元。

第二,科学研究类。即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美国的志愿者组织相对于年轻的美国而言可谓历史悠久。马萨诸塞州1896年就成立了志愿者组织,宗旨是“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做任何需要我们做的事”。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其成员涉足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提供社区服务、捐献钱物、做义工等。美国人普遍认为,这种组织形式能有效地将民众团结起来,致力于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通过为邻里提供充满爱心和乐趣的人性化服务项目,为公民参与社会、体验助人乐趣、满足精神领域的深层次需求创造了机会。

慈善会的工作人员说,“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市慈善会收到的捐款就达到3000多笔,排队捐款的队伍长达几十米。我们的工作人员数钱数到眼花手软,我们的心被深深感动着。”“从5月13日起,整整37天,从早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零点,慈善会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超负荷工作,捐款热线响个不停,捐款电话成了深圳最繁忙的电话。”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市慈善会与各新闻媒体共组织了70多场专项活动,有时候一天要跑5个地方。至9月30日,市区慈善会共收到各界捐款10.22亿元,已向四川、甘肃灾区捐赠8.29亿元,是我国城市慈善会系统首位。充分体现了深圳市慈善会面对灾情的高效动员机制。它借助新闻媒体宣传、导向作用,第一时间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关爱之手。

绿色和平积极推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致力提倡“风力广东”计划,通过政策研究、引进国际资金和技术、进行公众教育,协助广东沿海地区大力发展风力发电。

迄今为止,对“我”比较全面的分类有联合国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体系、欧共体经济活动产业分类体系、美国慈善统计中心设计的免税团体分类体系和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研究中心提出的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体系(简称icnpo)。

二是“我”的支持平台逐渐发育。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新出现的公益创投组织、公益孵化器、ngo能力中心等支持性组织,这些都是构成社会组织培育的支持平台。如果我们把“我”比成一些种子和小苗的话,那么,这些支持性的组织就是土壤,土壤肥沃对于种子的成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即使在生死关头,丛飞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告诉几个朋友说:“你们一定要多想想办法,让这些孩子继续读书啊……”,他把大家捐给他治病的钱留下3个疗程的化疗费用后,拿出2万元钱捎往贵州织金县贫困山区。他吃力地给贵州的“儿女们”录下了一段话:“孩子们:爸爸不能亲自来看你们了,但爸爸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将奉献爱心当作一项崇高的事业,每当人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无私地伸出援手,哪里需要帮助,哪里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这个群体就是在当地传为佳话、备受社会各界赞誉的“爱心一族”。

比尔创造的慈善“帝国”和他的微软“帝国”一样让人刮目相看,有人嘀咕盖茨善举的背后可能是“良心发现”、“名誉遗产”,或是微软的公关宣传,更多的人则是从比尔这里看到了慈善的意义和人生的责任,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成功则对如何将慈善进行到底给出了完美的范本。

100多年前,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就有大面积的果树种植园,因为这里阳光充足、土壤肥沃、昼暖夜凉,十分适合水果的生长和储存。但由于大家生产的水果都差不多,每逢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往往出现产品积压。为争夺市场,大家竞相压价,结果“果贱伤农”,谁也没得到多少好处。

在中国,哪个企业不求银行?哪个企业家敢于公开冒犯银行?深圳的商家们却集体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把自己对银行的不满(不一定有理)大声地说了出来,并且安然无恙。这里边有奥妙!

真正能够打破它并使问题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的就是数字三。三者,参也。它并不仅仅是在一字上多两划,二字上多一划,并且,这一划之多也并非仅仅多出了个一,它的出现,或者说它的参与,其意义在于一举改变了合二而一的一元化格局。换言之,一而二,尚是一种量变构成的话,那么,二而三,质变就发生了。作为一元化和二元对立的离心因素,三的使命就是要成为一种消解中心的多元化力量。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如果说数字一可以显示一种“无限大”的话,数字三则显示的是“无限多”,这可以老子的“三生万物”为参证。所以,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数始于一”,又“成于三”。这实际上是从一元到三元的发展。也是从极大值到极多值的转换。